通过比例原则的内涵不难发现，若在宪法领域完全照搬行政法领域的比例原则予以适用，则可以毫不夸张的讲，立法者的任何一个政治争论都能够被纳入比例原则的审查范围，[20]特别是漫无边际的适用以法益权衡为基础的狭义比例原则可能会导致合宪性审查主体能够得到任何自己期待的结果。

圣治的第一个构成要素可以称为主体要素或物质要素，那就是，先得有圣人。郭象及其思想几乎就是一个分光镜，可以折射出古今中外多种思想的曲折幽深之处。

但是，郭象的观点却是：圣人之心，无所谓安与不安，圣人之心完全顺乎百姓之心，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密尔在1859年写成的《论自由》一书，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具有很大的影响，堪称西方19世纪中叶的时代精神说明书这就是圣治的自由取向在治国原则、治国方式层面的含义。譬如说，根据黑格尔的论述，自由与法具有特别的关系：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

故一身和则百节皆适，天道顺而本末俱畅。圣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可以称为精神要素或心理要素，那就是，圣人要以无心的精神状态或心理状态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圣人应当动静无心，以恬惔之德实现对天下的治理。

当然，孔子也讲无为而治。尧代表圆教，是最高人格——圣人——的模型。一方面，从郭象的法理构想来看，他立足于自由与民本两种取向或两大原则，阐明了圣治的基本框架，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与文明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理方案。但是，郭象并不认同见于《老子》与《庄子》的这种观点。

这就是说，圣人在治理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应当秉持无心的原则，听任一种良好的文明秩序在自然而然中形成。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

在圣治的过程中，圣人不能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他人，圣人要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成就自己、发展自由、完善自己。若乃信其偏见而以独异为心，则虽同于一致，故是俗中的一物耳，非独有者也。郭象认为，说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无所谓大小，那是因为各个事物都有各个事物的本性，从其都是‘自足其性方面看，就都是一样的‘大。在郭象的《庄子注》全书中，尧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圣人，正如牟宗三所言：在郭象的《庄注》中，谁代表迹冥圆融呢？就是尧。

虽其精神与汉学大殊，然于儒经甚鲜诽谤（阮嗣宗非尧舜，薄汤武，盖一时有激而发）。故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其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想要成为像尧那样的圣人，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着眼于圣治的世界性与世界意义，如果着眼于中西文明的会通与比较，如果在中西或空间轴线上看，郭象关于圣治的法理构想，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取向，与西方的自由观念及自由主义法理学都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要讲民本，民生可以说是最具基础性的民本。

只有君主无为，才可能给群才万品开辟各任其事的广阔空间。事之不可废者，耕织也：此天下之所同而为本者也。

（三）自由个性 如果说民生为本可以看作是民本的初级目标，民心为本可以看作是民本的高级目标。对于这样的机理，《尚书·尧典》开篇就有叙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当然，在把郭象法理学置于由中西与古今搭建而成的时空坐标体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行回答：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或者说，郭象的法理构想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作为我们在时空坐标体系中描绘郭象法理学的起点。从根本上说，圣人是君主的应然状态，君主是圣人的实然状态。如此定位郭象及其法理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它的实际所指，是圣人在圣治的实践过程中，秉持自由的理念、按照自由的原则与方式，实现对国家、天下的治理。

为了维护、保障自由，郭象的圣治命题主张无为而治。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

依此记载，尧作为圣人，他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来的德性之光，首先照亮了他身边的九族，然后延伸至九族之外的百姓，最后再延伸至百姓之外的万邦。譬如，《刻意》篇中有圣人之生也天行一段，郭象注称：任自然而运动。

虽然，注重民生也有助于赢得民心。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郭象圣治命题中的民本取向还有一个更高的终极目标。

所谓用百姓之心，其实践指向就是：圣人不违百姓之心。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郭象在《庄子注》最后所作的这番评论，一定程度上具有篇末定论的性质与意味，由此我们可以体会郭象的学思旨趣：学术思想应当着眼于经国体致。在冯友兰看来，郭象的《庄子注》是玄学的代表作，他是最大的玄学家。

不知生之自生，又将为生以生之。故一身和则百节皆适，天道顺而本末俱畅。

为什么说圣治命题可以作为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为什么圣治代表了郭象的法理构想，原因就在这里。相反，倒是郭象对或者的批判，体现了郭象圣治命题的一个核心取向：在圣治过程中，圣人应当尽可能按照自由的原则实现对天下的治理，亦即无为而治。

各守其分，则物皆不丧。再看《逍遥游》篇中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一语，郭象注称：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

三、圣治的民本取向及当代意义 郭象圣治命题的自由取向及世界意义，上文已经有所揭示。在康德的自由观之外，西方近代以来若干颇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及其自由观，譬如密尔、哈耶克的自由观，与郭象的自由观都有契合之处，且不乏法理意义，因而有必要稍作比效。然而既然是注《庄子》，就不便定庄周的原意，因而他于此又采用了魏晋玄学家通常采用的‘得意忘言的方法，这就是他说的，对庄周应是‘宜忘言以寻其所况，抛开《庄子》的那些字面意义，从其比喻中来领会精神实质。这样一个以玄学作为标签的思想时代，如果王弼是它的主要开创者，郭象就是它标志性的集大成者。

圣人以无为的方式维护、保障天下人的自由，是郭象反复表达的一个观点。摘要：如果把当代中国法理学的主题概括为依法治国或法治，那么，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则可以提炼为圣人治国，亦即圣治。

由此可见，圣治以圣人本身的自由作为前提条件。像尧那样的圣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当然，反过来说，即使是按照郭象的圣治命题，君主（圣人）也会受到规则的约束，这条规则就是无为。《齐物论》篇中有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一语，郭象注称：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